编者按：这是一篇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重要学术批评文章，一经在《中国文化报》发表，便引起了文艺界关于问题与标准的热议和讨论。作者以犀利的文笔对当下“轻视问题、空谈标准”等的不良学术风气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批判。著名理论家张弛对此文评价说：“胡适1919年在《每周评论》发表了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着“主义”》一文，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。王进玉2020年在《中国文化报》发表了《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标准”》一文，引发了文艺有无标准的讨论。两篇都是作者各自在人生最意气风发的年纪，以学者固有的文化自觉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写就出来的针砭时弊、切实所需的重磅文章，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，还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。”全文如下：

不得不说，无论文艺创作，还是文艺批评，动辄就大谈所谓的“标准”“权威”，都是极不正常的事情，也是学术界、理论界的通病，最需警惕的地方。真正的文艺家都清楚，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，更不是流水生产或工艺复制，它不需要那么多清规戒律、条条框框、公式套路等的限定和束缚，它是无标准更无权威的，甚至说它天生就带有反标准、反权威的属性。

如果一个文艺家，张口闭口就大谈标准，或是用所谓的权威来压倒对方、指手画脚、狐假虎威，那么他一定是伪文艺家，也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教条主义者、权势主义者。倘若文艺非要有什么标准的话，也应该是多元且丰富的，否则就失去其创作本身的趣味、价值和意义。而解放和繁荣文艺的最好方式，从根本上说也是要去标准化、去权威化，再加上一个去行政化，从而做到自由竞技、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

众所周知，古今中外任何名垂青史的文艺家、文艺流派，都不是标准化出来的结果，都带有鲜明的自我风格、特色，甚至带有离经叛道的特征，无论在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，水墨为上的理念对“随类赋彩”“以色貌色”等“重色”色彩观的分庭抗礼，写意绘画对工笔绘画的平分秋色，八五美术新潮对传统文艺的集体反思，以及对新创作观念、技法等的自觉寻求和探索，还是西方艺术流派里，巴洛克艺术对文艺复兴时期主流艺术风格的打破，新古典主义对巴洛克艺术、洛可可艺术的厌恶，浪漫主义对学院派和古典主义的摆脱，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转向，印象派对学院派的抗争，后印象派对印象派的不满，那比派对印象主义的回击，象征主义对理想主义的逆反，立体主义对固有画面的重构，抽象艺术对具象艺术的超越，达达主义对传统文化和美学形式的废除，野兽派对后印象主义的改变，包豪斯学派对复古主义的批判，新造型主义对创作个性的消解，波普艺术对约定俗成的评价标准的破坏，至上主义对传统艺术的否定，极简主义对抽象表现主义的革命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拒绝，概念艺术对实物表现的取代，新表现主义对波普艺术和极少主义的反动，反概念主义对概念主义的检省，等等，都基本说明了这一点：文艺创作尤其艺术创作，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，也一定不是墨守成规、因循守旧的，其都在否定与自我否定中逐渐建立起来并自成体系，否则只会被模式化、同质化、套路化、概念化，只会循规蹈矩、陈陈相因，诞生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工、复制品，从而严重阻碍着文艺真正的发展和进步。

此外，翻阅历史以及从上面举出的例子都不难看出，国内并没有出现像国外那样如此多的艺术单元和流派，如此纷呈的艺术理念，如此活跃的创作氛围，其发展进程与形式表现也没有那么明显和丰富，且具有各自相对完整的体系与脉络。这其实也正是核心问题所在，反映出从古至今我国艺术发展相对缓慢、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——不管是我们的艺术思维还是实际创作都太规矩太老实了，总是在前人既定的所谓的标准框框里打转，在国画还是油画、水墨还是色彩、工笔还是写意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传统门类、内容形式上翻来覆去的讨论、反反复复的实践，而对其他文艺理念，以及诸如非架上艺术的装置、行为、影像、新媒体等其他艺术样式知之甚少，更缺乏必要的发散思维和探索创新的勇气，甚至迄今为止仍有相当多的人不把它们当成艺术看待，这是很可悲很无奈的事情。

毫不客气地讲，此现象与问题的形成，很大程度上就是“标准”惹的祸。现实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、强行地制定和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，并有意无意间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，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，以致于让大家误认为“标准”之外的，都是不对的，都是错误的、不入流的，都是不受欢迎、不能接受的，由此也便极大扭曲和误导了大家对文艺本该正确的理解和判断，桎梏了对文艺无限可能的想象与创造，这是很不应该的，也是须立即停止的隐性文艺毒害行为。

所以在这里要特别强调，无论艺术家还是理论家、批评家，套用胡适的话说就是，多研究些问题，少谈些“标准”。其实标准很容易谈，也好制定，动动嘴一二三四条，乃至更多条就有了，但关键是有没有那个必要，违不违背艺术属性，贴不贴近创作规律，符不符合发展实际，产不产生负面影响，这些都是要重点考虑的，也是要负历史责任的，而非信口开河，盲目片面地下结论、树规范、定标准。

何况现实情境也往往是，所谓的标准有了，人也跟着变懒了，变胆小了，懒于分析，懒于创新，懒于求变，或创作上胆战心惊、如履薄冰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而做为评判者评判起来自然也会变得更加省事和方便，更加蛮横与独断专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凡事都往标准上靠，拿标准来统一衡量、裁决，丝毫不在乎文艺的个性化、差异性问题，举凡不符合标准的就被判定为不合格，就被认定有瑕疵，甚至被视作异类予以排除、打压或雪藏。殊不知，这无疑是对文艺创作，尤其是对文艺创新的极大扼杀和戕害！

须明白，理论家也好，批评家也罢，都没有这个生杀大权，你的身份和职责都不允许你那样做，你所设定的那个标准可能只是你个人有限的、粗浅的认知，只是个伪标准，并非文艺创作本身所天然具有的法则与尺度，尤其在事物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，在你并没有任何实践、体验的前提下，只靠一时的主观臆想、史料分析或逻辑推理而做出的判断，很多情况下会比文艺家实际的、鲜活的创作更容易犯错。

当然，这里并非否定理论研究、学术评价等的作用，只是在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“权威专家”们，无论何时，还是要脚踏实地、求真务实，多关注多解决些文艺创作上出现的具体问题，少空谈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“真理”和“标准”，实则大都是自欺欺人、自误误人的纸上谈兵罢了。（注：本文作者王进玉，知名艺术评论家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