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兴国运兴，文化强民族强。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在于农耕文明，根源在于乡土文化。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原生地、乡土文化的集聚地。乡村振兴，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。自2013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以来，浙江以“文化礼堂、精神家园”为主题，注重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相结合，加强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，打造了集文体娱乐活动、思想道德建设、知识普及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。目前，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，基层党组织沟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，也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“文化地标”。今年3月，光明日报调研组深入杭州市临安、西湖，嘉兴市嘉善、桐乡、海宁、海盐，湖州市德清、安吉等地，就农村文化礼堂情况进行了调研。

江南三月，细雨绵绵。白墙黛瓦、高大肃穆的农村文化礼堂，在烟雨迷蒙中，静谧而有诗意，成为浙江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由点到面，由盆景到风景……行走在之江大地上，各具特色的农村文化礼堂，已成为浙江乡村的标志性建筑。自2013年起，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“农村文化礼堂”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，唤醒了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，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千年优秀文脉，凝聚起沉淀于乡民意识深处的家国故园情怀，激发出蕴藏在百姓心中的文化创造热情。

如今在浙江，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，也是乡村笑声最多的地方。调查显示，近八成浙江网民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赞，在全国主要省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项目热度对比中，浙江热度值为96.82%，居第一位。

1 盆景成为了风景

“古有桃花源，今有上田村。十里竹海似画廊，龙井茶香绕山岗……”优美动听的村歌，唱出了临安区上田村的美好景象。谁能想到，这个被誉为杭州西郊最美丽的乡村，多年前曾以“垃圾泛滥，民风彪悍”而闻名。村支书潘曙龙说，“正是农村文化礼堂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。”

作为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，临安上田村于2012年建立了浙江第一个综合型村级文化礼堂。村文化礼堂内设立有励志廊、村史廊、荣誉廊、武术廊、书法廊，创设了开蒙礼、孝老礼等礼仪活动，并成立了锣鼓队、武术队等村民兴趣表演队伍。与此同时，临安光辉村、下许村等村庄也纷纷利用原有的礼堂、祠堂、庙堂等进行改建、扩建或新建文化礼堂。

村民参与文化礼堂建设的热情高涨，引起了省里的关注。2013年3月，浙江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会在临安召开，并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列入省里当年要办的“十件实事”。此后，省里相继出台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指导意见、计划、标准等文件，成立省市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整合利用农村各类建设项目资金，分级推行礼堂星级管理，并把支持和奖补资金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，将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范围。

红色文化、农耕文化、孝德文化、戏曲文化、运河文化、渔俗文化……五年多来，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各地依托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，建立起主题鲜明、风格独特的文化礼堂。

在桐乡市新港村，调研组看到，该村文化礼堂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，内设讲堂、文化长廊、文体活动场所等，兼有村务管理、志愿服务等功能。村党总支书记黄培江介绍，该礼堂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，共耗资480万元，其中市里补助20万元，镇里补助50万元，其余以村集体自筹为主。文化礼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，后续运营也需要保障性投入，仅靠政府和村集体难以彻底解决。实践中，各地探索出多种资金筹集方式，如“公益金”“乡贤基金”“文化众筹”等。

走进安吉县余村文化礼堂，敞亮的礼堂内，有“两山”重要思想宣传区，还有数字电影院、村级服务中心……在浙江，大多数农村文化礼堂都设有展览厅、图书阅览室、“春泥计划”活动室、便民服务中心、文化长廊等场所。

“农村文化礼堂已从单一的文化活动载体转变为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，实现了从资源分割分散向资源统筹整合的转变，逐渐成为普及科学文化的阵地、弘扬文明新风的舞台、传播传统文化的殿堂、村中谈事议事的场所。”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四清说，截至2017年年底，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916个。

2 机制创新让农村文化礼堂“动”起来

每天早晨8点前，德清县雷甸村64岁的村民孙卫强就出现在文化礼堂内。作为村文化礼堂的管理员，他三年如一日，将村文化礼堂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像孙卫强这样的文化专管员，德清县有100余名。据了解，浙江在全省推行文化下派员和文化专管员“两员”制度，每个行政村文化礼堂基本上都配备了1名专（兼）职管理员，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。目前，全省农村文化礼堂有管理员8000余名，指导员2000余名，志愿者1万余名。与此同时，杭州、温州等地还对“两员”开展活动、节目创作、礼堂管理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。

除“两员”制度外，杭州、嘉兴、湖州等地还探索推行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，吸纳村干部、乡贤、文化骨干、志愿者等力量，参与农村文化礼堂日常运行管理。在文化礼堂理事会的基础上，海盐县还推行文化礼堂理事会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，依托独立法人理事会，建立文化礼堂基金。海盐得胜村党总支书记钟雪根介绍，该村理事会共有10人，都是由群众推荐的热心人。据了解，目前不少地方的村级文化礼堂开始推行这一做法。

在海宁市桃园村文化礼堂，乒乓球室公告栏里张贴着桃园“爱乒”俱乐部乒乓球活动经费捐助单、活动开支明细表、收据等。村党委书记金正华介绍，该村在推行“专职管”“理事管”的同时，还创新了“每人一把礼堂钥匙”村民自主管理模式，发出300多把礼堂钥匙，村民可以自由使用礼堂的各个功能区块。

如何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、制度化？各地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。

“理事会轮值联盟”“乡贤驻堂制”“俱乐部制”“总干事负责制”“志愿者结对制”……宁波、金华等地进行了大胆创新，把文化活动场所交由村民和社会力量自主管理，实现了从“公办”到“民营”的转变，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。

3 从“送”文化到“秀”文化

“英台做事太任性，为读诗书去杭城……”新港村文化礼堂内，75岁的村民杜菊英正在练唱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“我们这些爱好戏曲的老戏迷经常来这里唱戏，过把瘾。”杜菊英说，除了唱戏，平时妇女们也来这里，一起编制旗袍扣子，有蝴蝶结，有枇杷结，大家互相交流手艺。

书画队、腰鼓队、摄影队、戏曲队、合唱队、舞蹈队、乒乓球队、乡艺队……“如今的农村文化礼堂，更有温度了。”调研中许多村民提到，文化礼堂的活动越来越丰富，无论是老人、孩子还是妇女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。

农村文化礼堂这么多活动从哪儿来？

“文化定制”“淘文化”“你点我演”……菜单式定制，是浙江的特色创新。目前，浙江统筹各方力量，在全省建立了“大菜单制度”，把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列出清单，创新推出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，定期配送电影、戏剧、书画、图书、非遗表演等各类文化活动，既推出政府部门公益性免费产品，也提供市场化付费产品，让农民群众在文化礼堂里自主选择所需要的服务。2017年，衢州向农村文化礼堂“点单式”配送服务2285场次，丽水配送“文化定制”服务2500余场次，温州点单配送6713场次。

在嘉兴南湖，20多万网友与村民一起享受“村晚”盛宴；在绍兴嵊州，百年越剧让“村晚”散发越韵古调；在丽水龙泉，“我们的村晚”与不灭窑火一起狂欢……今年春节期间，浙江各地的农村文化礼堂，用5000多场“村晚”迎来了红红火火的新年。台上的“主力”，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演员。调研组了解到，浙江通过支持和指导农民自办文化团体、自主开展文化活动，激发了乡村群众的内生式文化生活能力，打造出“我们的村晚”“我们的村歌”“我们的节日”“我们的传统”等系列文化品牌。

为让更多村民走进文化礼堂，各地高招迭出：慈溪开展戏曲夜、太极夜等“农民派对”专题夜活动，引导各文艺团队自编自导自演；余杭等地开展乡村“文化走亲”，建设了走亲节目库、走亲网络平台等，推动村与村之间的文化交流；乐清、海宁等地推行“礼堂联盟”“礼堂共享圈”，使文化礼堂由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抱团发展”。

从最初村民简单的自娱自乐，到精心策划每个节目，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内经常上演着各类文艺表演，文化演出越办越精彩。“如今，在农村文化礼堂，各种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、红红火火。”安吉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陈旭华说，每逢文艺演出，许多村都能拿出一台完整的节目，从过去的政府“送文化”，到现在农民自主“秀文化”，文化礼堂功不可没。

4 礼堂文化厚植乡风淳美民风

海盐县育才村设有“圆木文化”展厅，以生活中常见的江南水乡圆木器具为主展品，汇集物件20多种；黄岩区新界村文化礼堂开设“渡船纪念馆”，重现渡船场景，讲述村庄300多年历史的渡口故事；镇海区湾塘村和沿山村则分别围绕“渔乐文体”和“百果飘香”，突出村落文化底蕴……走进浙江农村文化礼堂，浓郁的民风民俗扑面而来。

从地方建筑、美食，到越剧、花鼓戏、碇步舞龙、提线木偶、梅渚剪纸等，嘉兴、杭州、绍兴、湖州等地依托农村文化礼堂建立起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展馆，充分展示村史村情、乡风民俗等内容，传统的乡土文化走出村史村志，活生生地呈现在村民面前。“文化礼堂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触到乡土文化，唤起了人们的乡愁和乡土情感，真正成为承载传统文化、民俗文化的精神家园。”嘉兴市委宣传部党教处处长蒋玺说。

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义；子不学，非所宜；幼不学，老何为……”路桥区金大田村文化礼堂内，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，30名新入学的小学生接受了人生启蒙的精神洗礼“开蒙礼”。

“开蒙礼”“祈福礼”“成人礼”“重阳敬老礼”……文化礼堂让这些沉睡多年的传统礼仪复苏。各地乡村文化礼堂在开展传统礼仪活动的过程中，还融入了特色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，创造性地举行了新兵入伍“壮行礼”、村干部就职礼、“尊宪守法”礼等，将家国情怀融入礼仪活动，使其成为弘扬主流价值和文明新风的重要载体。调研组了解到，金华婺城区还推进万千学生“进礼堂”，打造中小学德育实践体系，全区已有90%以上的学校在各结对农村文化礼堂举行了活动，并将其列入校本德育课程。

崇德向善，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。在浙江，农村文化礼堂普遍设立了“乡贤榜”“善行义举榜”“道德榜”“寿星榜”等，并开展“最美浙江人”“好邻里”“好媳妇”“好婆婆”“立家规家训”“好家风家庭”评选和乡风评议等活动，展示文明户、道德人物事迹照片，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引导群众。比如，桐乡市在农村文化礼堂建立道德评判团，举行家风家训分享会、乡村道德评议会、最美家庭故事会等；海宁市倡导在农村文化礼堂举办婚宴，开展移风易俗，与村民签订红白喜事承诺书。在衢州、嘉兴、杭州等地，多数农村文化礼堂还创设了“放学来吧”“微心愿认领”“大家帮”等载体，让最美精神在乡村落地生根。

在浙江，农村文化礼堂经常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、形势政策宣教、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活动，通过微党课、宣传展板、图文视频等形式，将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精神及时传递给群众。“红色殿堂”是农村文化礼堂的首要定位，浙江充分发挥其形势政策广播站的功能，有力推动了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。至去年年底，台州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十九大主题宣讲1530余场次，受众10万余人；嘉兴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十九大精神和红船精神宣讲5000余场次，受众20余万人。如今，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宣传宣讲十九大精神的主阵地，传承“红色基因”的重要载体。

5 关于农村文化礼堂的思考

浙江农村文化礼堂通过整合基层文化服务资源，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，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，拓展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，成为浙江基层宣传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阵地，精神文化建设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——调研组发现，新港村文化礼堂等基础设施齐全的综合型礼堂，村民集聚度比较高，而一些功能单一或者建设标准还不够高、功能设施不齐全的礼堂，人气不怎么旺。农村文化礼堂好比“村庄客厅”，在建设布局时，必须强化科学性、注重合理性，不论是新建的，还是改建的，要从有利于集聚人气的角度考虑好选址问题，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实力、人口规模、群众需求等因素，合理确定建设规模，避免搞成“面子工程”“形象工程”。

——农民群众既是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者，更是管理者和使用者。在礼堂的管理和使用上，怎么管、演什么、效果怎么样，群众最有体会，最有发言权。因此，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，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，把文化礼堂的事变成群众“自己的事”，切实让群众创造、让群众表现，文化礼堂才能真正动起来、用起来、火起来。

——稳定的资金投入是农村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。浙江各级政府已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，但随着建设力度不断加大，文化礼堂建设和运行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，仅靠政府投入缺少可持续性。目前，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建设、运行过程中，就资金筹集也进行了积极探索。下一步，各地在为农村文化礼堂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的同时，要继续探索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“公益金”“乡贤基金”“文化众筹”等机制，拓宽筹资渠道，有效补充农村文化礼堂日常运行经费。

——农村文化礼堂留住了传统，传承了文化，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，形成了集体认同的情感纽带，使浙江的乡村逐渐活跃起来，乡风文明也焕发出新气象。一些村干部感慨地说，以前村民农闲时总是无所事事，甚至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。自从有了文化礼堂，村里天天有活动，周周有电影，到礼堂看看书、看看电影，或者跳跳舞、吹拉弹唱，成了许多村民爱做的事情。

——浙江依托农村文化礼堂，把核心价值观宣传、政策理论宣讲有机融入各种文化活动中，有效凝聚了价值共识，拉近了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间的情感距离，厚植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。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反映，由于经常和村民们一起参加乒乓球赛、文艺演出等活动，大家沟通交流得多了，关系融洽了，工作也好开展了。